摘要：在我国著作权法领域，广播权的范畴是一个有持续争议的重要问题，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有关问题与探究其解决路径。《伯尔尼公约》规定了传统广播权，《版权条约》(WCT)将其扩展为综合广播权，不少国家的立法亦顺应该历史趋势。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次修正案)赋予作者广播权，但其规定却直接源于《伯尔尼公约》的传统广播权文本，从而使我国广播权制度自立法伊始就落后于时代。同时，在广播权法律适用中，研究者与裁判者多采取机械的法律解释规则。法律文本滞后和法律解释僵化是我国广播权范畴发生争议的根源，它们构成我国广播权制度的根本缺陷，导致其落后于社会实践，一些本可诉诸广播权及相关权利得到合理解决的问题却引起持续争议。随着我国《著作权法》的再修订，广播权制度或将于近期转变为综合广播权制度，但此前的立法与司法教训却值得反思与吸取。

作者介绍：刘银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法学》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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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信息：刘银良.制度演进视角下我国广播权的范畴[J].法学,2018(12):3-20.